从泉州发现的西班牙银币看大帆船贸易


泉州发现的西班牙银币

　　 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多次出土16世纪到18世纪不规范及规范机制二种型制的西班牙银币，仅福建泉州地区就先后发现10多批，每批数量在数枚乃至100多枚。出土地点有：泉州鲤城区的埔任、满堂红，丰泽区的法石，南安的诗山、官桥，晋江的安海、内坑，惠安的城关等处。这些银币已被文物部门收藏的有300多枚，尚有100多枚流散，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西班牙银币最多的地方。由于这些银币的具体情况多见诸考古报告，[1]这里不再赘述，仅就与银币相关的一些航海、贸易问题再作探讨。
　　早在唐代，已有不少中国人到菲律宾定居，并以“唐人”衍称至今，在菲律宾礼智省马亚辛发现郑国希的墓碑，立于唐龙朔元年（661年），郑国希原籍泉州所属的南安县，这是菲律宾发现年代最早的福建华侨坟墓。[2]尽管在宋代以前，中国史籍没有关于菲律宾的可靠记载，但菲律宾的考古记录却提供了中菲关系的详细资料。拜尔（H.Otley Beyer，1947）教授收藏了数10万件中国陶瓷残片，他宣称：晚唐的陶瓷器曾在菲律宾几个遗址被发现，从目前所知含有唐代陶瓷器的遗址分布看来，这种贸易大体在海岸一带的社区进行，包括吕宋以北的巴布央诸岛，伊罗戈和班诗兰沿岸一带；马尼拉及周围地区；民都洛岛，中部的保和岛、宿务岛；南端的和乐岛、加牙因德苏禄岛。并在班诗兰省博利瑙发掘到年代最早为906年的唐钱。而邻近的砂捞越，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等遗物，以及包括远在723年至768年之间的古钱币，证明早期中国人通过贸易路线，同东南亚地区进行广泛接触。


泉州磁灶窑刻花炉	泉州磁灶窑宋代军持

　　中国史籍最早提到菲律宾的，当为《宋史》和《文献通考》，载曰：“又有麻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而直接又准确详尽记述菲律宾的，则是1225年刊行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赵氏提举福建路泉州市舶。该书记载了泉州舶商到麻逸、三屿、蒲哩噜的情况：“蛮贾乃以其货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亦有过期不归者，故贩麻逸舶回最晚”；“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球、铁针等博易。”三屿、蒲哩噜“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网坠、白锡为货”。
　　我们再从菲律宾的出土文物这个角度来印证文献的记录。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共发掘了1300座古墓，总共发现1135件外国陶瓷器，其中八成为中国产品，而且大多数来自福建。还有一些中国的铜镜、秤、钱币在相当于宋代的菲律宾人古墓中发现。在八打雁省卡拉塔甘的一座坟中，掘出一枚北宋宣和（1119~1125年）的钱币，在班诗兰省博利瑙掘出许多10~12世纪的宋代钱币。[3]罗伯特•B•福斯克通过在菲律宾的大量考古记录无可非议地作出结论：“在菲律宾的12世纪13世纪遗址普遍出土的两种宋代瓷器，无疑是通过泉州外销的。其中一种影青牙白凸纹瓷瓶，据说是福建省德化窑及其邻近窑场烧制的，同安窑及其福建各窑场，显然生产具有双鱼纹和螺纹的青瓷。”艾惕思先生介绍的《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中双龙抢珠或缠枝牡丹纹绿釉军持，黑釉军持，黑釉刻花瓷炉、瓶；洛克辛夫妇所著《菲律宾发现的东方陶瓷》中的长流、长颈军持等器物，正是宋代晋江磁灶窑产品。
　　终元一代及至明代西班牙人东来菲律宾之前，泉州与菲律宾仍保持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在宋代单向贸易的基础上，发展为双向贸易。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菲律宾三岛“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以礼待之，延为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新元史》也记曰：“其人常附海舶至泉州贸易……舶商守信，终不爽约……麻里噜即吕宋岛。”由于泉州与菲律宾有着悠久的传统贸易关系，尽管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移置福州，“而比岁人民往往入蕃，商吕宋国矣。”[4]而且“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成为早期的菲律宾华侨。
　　1525~1526年，当西班牙所派遣的罗萨探险队经菲律宾时，也悉知中国帆船每年到菲贸易已成惯例，除以物易物外，1531年麦哲伦抵宿务时，已见毛洛先民用铜币作为贸易媒介，这种圆形方孔用绳子穿缚的铜钱来自中国，西班牙人称之为Picis，曾在南岛一带流通。[5]
　　从上述材料可以窥见，泉州自唐宋以来即为中国对菲律宾通航的重要港口。输出品有备受菲国人民喜爱的陶瓷、丝绸织物、铜铁器、钱币等贸易货物，移居菲岛的泉州华侨对促进当地经济的繁荣和科技文化交流也起过长足的贡献，为以后长达250年的中国——马尼拉——拉丁美洲大帆船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与菲律宾互利互惠的传统贸易关系在16世纪后半叶发生深刻变化。1565年东侵的西班牙在菲律宾圣迈格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1571年5月19日在吕宋岛建立的马尼拉城奠基，确立了对菲岛的殖民地位；1584年殖民者得寸进尺地在马尼拉设立具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阿迪安西亚”官署，堂而皇之地宣告统治全菲律宾。西班牙人虽然占领了菲律宾岛屿，但位于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却一直是由当地苏丹进行统治的重要商业岛国，所以中菲大帆船贸易实际上是中国商船与吕宋的贸易。中国水手还开辟了经台湾南部到菲律宾“东洋针路”的新航线。
　　自明清以来，寄居吕宋者多为闽人，中国商船大部分来自泉州、漳州二府，直接贸易对象则是踞守吕宋的西班牙人，因此，这种贸易同西班牙的经济政策以及大帆船贸易有密切关系。所谓大帆船贸易，是指1565年开始，每年在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之间西班牙船的贸易。但因船货来自中国，得称中国船。1815年大帆船贸易终止，“麦哲伦号”从墨返回马尼拉。
　　清代在这条航线上，每年只有一、二艘大船营运，但载重量至少在500吨以上，有时达到1000或2000吨。[6]而直航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就多了。根据菲律宾学者塞拉芬•B•基亚松统计，从1581年至1760年的180年内，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有2377艘，而这180年内的印度船仅256艘。[7]随着中国风帆竞发菲岛，大批华侨也潮涌菲律宾，在那里生滋繁衍，经营贸易。1571年，当后来成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首任总督黎牙实备在马尼拉登陆时，发现该地仅约有150名居民，而在1603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施行大屠杀时，每次华人被杀均在25000人以上。据《明史•吕宋传》记载：“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这“数万”之巨的华侨，正是随中国帆船抵达的。
　　1573年首批中国丝绸进入拉丁美洲市场而受到热烈欢迎。以后每逢满载中国商品的大帆船航抵阿卡普尔科港，立即引起全城的狂欢，连墨西哥城的骡马运输队也争先涌至港口。墨西哥提供的货单有：丝织品、浮花锦缎、金银线、花缎、绫、线缎、铁锅、中国蜜饯、咸猪肉、水果、缝针、玩具、小箱子、文具盒、漆器等。18世纪末，墨西哥境内有75000头骡子驮运中国进口货物，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占进口总额的63%。[8]


德化窑明代梅花杯	德化窑宋代粉盒

　　中拉贸易伊始，秘鲁总督辖区也曾到菲律宾直接购买中国货物，1582年西班牙禁止这种贸易，秘鲁只好改派船到阿卡普尔科购买中国商品。盖梅里•卡莱里在他的日记《新西班牙之行》中述及：“几乎所有从秘鲁乘船来的商人在那上岸住宿，他们随身带来二百万比索银元以购买中国货。”中国货品还经秘鲁运销阿根廷、智利和南美大陆的一些地方，甚至进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诸岛，使“沿南美洲海岸，无处不有中国丝绸的踪迹”。[9] 17世纪初，墨西哥有14000多人从事丝绸织品的制作，其生丝原料源自中国，这条航线人们称“太平洋丝路”或“白银之路”。因此这种贸易关系也称为“丝银贸易”。
　　除丝绸外，中国瓷器也风行拉美，仅1573年驶抵阿卡普尔科的两艘帆船就运去22300件瓷器，有的瓷器可以换取等重的白银，有些中国商人则专门带着精美瓷器到美洲换取白银，被称为“购银者”。其它中国出产的漆器、屏风、家具、折伞、折扇、梳子、牙雕、风筝、灯笼、礼花、水银、铜、铁等货物，也源源输入拉美，繁荣了大洋彼岸的商品市场。甚至中国茶、芒果、罗望子、柑桔、樱桃等作物也传入拉美生根开花。[10]

德化窑明代何朝宗观音

　　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强竞争力在东南亚的加里曼丹等地也出现过，1600年荷兰第一个环行世界的航海家范鲁特次经过该地时，当地盛销中国帆船运去的中国纺织品，而荷兰纺织品成为滞货。可见中国商品投入国际市场竞争时的强大魅力。
　　中国商船贸易还以其价格公道合理使当时的西班牙总督感到惊讶，弗拉在一次上书菲力浦时就称道：“他们卖得这样便宜，以致于我们只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他们国家里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劳力，那便是弄到这些东西不要本钱。”以致西班牙国王在1589年和1593年两次敕令规定：整批交易只适用于中国人。原因之一是与其他国家的交易微不足道。
　　满载西、菲必需品前往贸易的中国帆船回航时的舶来品是什么货品呢？对此中外一些历史文献有着翔实的记录。明人张燮记：“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商人回澳，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泉州人李廷机在乡梓所见帆船“所通乃吕宋番者，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为乐土而久留者”。[11]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一文记载：“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作银钱独盛……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漳州府志》记曰：“东洋中有吕宋，其地无出产，番人率用银钱（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多用之）易货。”清时，西班牙船仍装洋钱及珠宝细货，故唐船遇之辄获厚利。
　　对于银币源源不竭地流入中国，使掠夺成性的西班牙殖民者与中国人的关系充满“沉郁的猜忌及相互的仇恨”，还频频向本土报忧。1586年马尼拉的德罗甲斯致函西王菲力浦二世说，这一年白银流入中国增至50万比索以上；1598年马尼拉主教致函菲力浦二世说，由墨西哥每年运来的百万比索西班牙银币，悉数流入中国；达斯玛刊那总督则在1592年6月上书国王“我对于华人的贸易至感遗憾，那是害处很大的，因为他们把本岛的大量金银运往外国。”因此对华商极尽盘剥，入港税从1582年的3%，至1606年的6%, 1714年增至8%。
　　在大帆船贸易时期，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币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西班牙人德•康蒙估计，从1565年到1820年的255年间，约有4亿墨西哥银元运到马尼拉，其中有一半流入中国，在南方各地流通。16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每年从拉美市场流出的白银达500万比索，1597年从阿卡普尔科港外运的白银竟达1200万比索。通过大帆船贸易从美洲输入的银元等于中国原有储银量的1/6，解决中国一度出现的银荒。由于大量外银流入，致使闽广一带，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不用铜钱，而完全用银。最初这种银元作“块银”称重使用，所以多被切割，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机制银由于种类、形状、图案、重量和成色都是划一的，使用极为简便，可以凭个数来使用，取得“选用货币”的地位。特别在嘉庆元年（1796年），中国国内“番钱之用广于库银”。[12]嘉庆十九年(1814年)，洋钱已在“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交易半用洋钱。”[13]这些贵金属成了清帝国的命脉，为中国提供了积累原始资本最初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这些白银的输入使港口税收也骤增，如月港在万历三年（1575年）开始征收商税时，不过6千两，万历十一年（1583年）已达2万多两，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饷银溢至 2.9万两，自后每年商税收入均在3万两左右，成为朝廷的一笔重要收人。而在大帆船贸易终止后，随着鸦片输入，外侮日亟，作为贸易盈差的白银大批外流，仅1830年~1834年间，英商自广州运出白银达2061万西班牙银元，闽、江、浙、津、鲁各海口合之亦达数千万两白银。

泉州后诸港宋船

　　西班牙银币流入中国的渠道并不拘束于中菲、中拉贸易。中国商人到印度尼西亚爪哇“贸易用银钱，如本夷则用铅钱。以一千为一贯，十贯为一包，铅钱一包当银钱一贯云”（按：这里的银钱一贯，可能指一个西班牙银元）。“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14]因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帆船的交易有着悠久的历史，贸易时也信赖中国帆船带去的铅钱作为媒介，但是每次运到的铅钱极为有限，无法满足贸易交换之需，所以英、荷商船也借机进行盘剥，当中国帆船乍到，铅钱充盈，对银钱折换率低，一个西班牙银元可买进34贯至35贯铅钱，当商船离开后，铅钱扩散，则折换率便很高，不到一年时间，当地人民再以银币来兑换铅钱时，每元仅换得20贯到24贯。[15]这种情况从英国船长密德顿的航海日记叙述中也反映出来：“(1604年）4月22日从中国来了一艘巨大的帆船……它这一来，铅钱的折换率年内将要很低，这对于我们售出货物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当铅钱低而银钱高的时候，我们便不能像第一次来这儿那样地半价抛出银钱。”[16]为了对付英荷商船利用铅钱折换率高低的算计，善于经营的中国商船甚至随船带来所需的银钱，迫使英国商船只好采取赊卖的办法，投入与荷兰客商的市场竞争。这种铅钱国内尚未发现，是否中国商人专为贸易需要而铸造的，还有待考证。
　　西班牙商船有直接来中国贸易者。据《厦门志》卷五•洋船所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吕宋夷商万梨落及郎吗叮先后来厦，番艄六十余名，货物燕窝、苏木，各带番银一十四万余元，在厦购买布匹、瓷器、桂皮、石条各物。”作为对外贸易中介集团的“洋行”也开始出现，乾隆二十年（1755年），有一只吕宋船到厦门，托洋行代理人林广和、郑德林二人，携带番银5万元，到苏州等地采购货物。这些“番银”当为西班牙银币。
　　与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也是西班牙银币流入的一个渠道。“1626年至1642年间，西班牙为确保其东洋贸易，到达台湾台北、鸡笼、淡水等地。还在大沙湾修建‘涧内’的中国市场，招揽福建沿海商人来台贸易，他们凭借手中大笔银钱，吸引许多商人和大量商品到他们居留地去。”[17]
　　日本是中国帆船传统贸易的国家，当荷兰扩张侵略势力时，首先列为竞争对象的便是中国商船，因此想借郑芝龙的势力来阻止中日贸易。如果郑氏答应荷兰的条件，荷兰东印度公司可以替郑代运价值5万元西班牙银币的货物和价值5万元的金银到日本贸易。荷、郑的这桩交易也是以西班牙银币作为媒介，可知西班牙银币当时已在相当宽阔的范围内流通，流入中国的渠道也便可以想见了。
　　 18世纪后期以来，荷兰、英国的海上优势益发得到发展，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霸权亦步亦趋衰落，中国帆船到吕宋的贸易也受到切身影响而陷入低谷，与苏禄的贸易关系却继续发展，中国铜钱甚至在当时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和乐岛市场流通。
　　海洋文化推动了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传播了民族的文明，大帆船贸易对中菲、中西、中拉等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深刻影响，无疑是空前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壮举。
　

注释：
[1]陈鹏、石西：《略论泉州法石出土的西班牙银币》，载《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第113~120页。
[2]福建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华侨志》上篇，1989年12月版，第137页。
[3]（美）罗伯特•B•福克斯：《从考古记录看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有关菲律宾考古资料转引自潘明智、张清江编译《东南亚历史地理译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89年。
[4]何乔远：《闽书》卷39，《版籍志》。
[5]布列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第225、354页。
[6]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7]同上揭书第234页。
[8]沙丁、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9]布雷德利：《拉丁美洲与太平洋彼岸之关系》。
[10]张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1571~1815)。
[11]李廷机：《报徐石楼》卷460。
[12]汪辉祖：《病榻余痕录》卷下。
[13]《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卷2。
[14]张燮：《东西洋考》卷3。
[15]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密德顿爵士航行记》，转引自田汝康，上揭书，第111~112页。
[17]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