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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泉州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之探讨
黄英湖/文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城市之一，从唐代开始，就以对外贸易繁盛而闻名于世。宋、元时期，泉州的对外贸易更是达到历史的鼎盛，与海外几十个国家产生了通商贸易等往来关系。不仅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前来经商，使泉州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外商云集景象；［1］而且也有许多泉州人扬帆海外，到我国周边的东、西洋等地进行贸易，使“每岁造舟通异域”成为当地的一种民间习俗［2］。可是，过去人们在研究古代泉州繁荣的对外贸易等关系时，往往只言及中印半岛、南洋群岛等东南亚地区，而很少关注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东北亚地区。因此，本文将对宋代泉州与朝鲜半岛的贸易等往来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
在我国的两宋时期，泉州与朝鲜半岛曾进行过许多贸易和其它往来。两地之间的这种交往并不是偶然或者突然出现的，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延续。至少从唐代开始，福建就与朝鲜半岛发生了各种往来关系。到了宋代，双方的交往才进入历史的鼎盛时期。
1、唐、五代福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福建的对外贸易从唐代开始兴盛起来，泉州还因此成为我国的四大港口之一。虽然这种贸易大多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但是，也有一些福建人北上朝鲜半岛，发展与新罗的贸易往来。因此，到朝鲜半岛的航线在唐初就已经存在了。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所载，当时有一法名慧轮的新罗国和尚“自本国出家，翘心圣迹，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由此可见，唐代的福建和朝鲜半岛就已经有了交往，福建人对那里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唐，大肆杀戮异己时，在唐朝廷中为官的泉州人林八及就从家乡渡海北上，移民到新罗国定居避难。其后裔中有不少人在朝鲜历代王朝当官，为保卫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做出很大贡献。历经一千多年的繁衍生息，林八及的后裔已播迁到朝鲜半岛的汉城、镇川、醴泉、安东、庆州、釜山和扶安等许多地方，至今已历39代，总人口达120多万。他们统称“海东林氏”，也按中国的传统修谱牒，写族史，不忘自己的渊源关系。1995年，韩国林氏宗亲代表团专程前来祖籍地寻根问祖。根据其祖传谱牒中唐末林八及从彭城渡海的记载，泉州有关人士经过多方查询和审慎的核对考证，终于找到他们的祖籍地惠安县东岭镇彭城村。以后，他们又多次到泉州来寻根谒祖，发展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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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福建立国称王的王审知不仅努力发展经济，而且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其它往来。泉州刺史王延彬更是鼓励民众前往海外进行贸易，因而被誉为“招宝侍郎”。在他们的政策激励下，闽国工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等交往也比唐代更加繁盛。所以，朝鲜半岛上新罗使节先后前来，奉献宝剑［4］
和铜佛像。［5］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新罗）。”［6］当然，这种交往是双向的。在这期间，也有一些福建人乘船前往朝鲜半岛。如在王潮、王审知手下为官的王彦英，后来就因和他们“发生枘凿（矛盾）”，而带领家眷乘船投奔新罗，并在那里受到重用，父子两人相继在新罗朝廷为官。［7］
上述的史实说明，在唐、五代我国对外大开放，中外交往频繁的时代背景下，福建已和朝鲜半岛有了各种的交往，也有一些福建人因为政治等原因而移民到那里。不过，和东南亚的情况一样，当时到朝鲜半岛的福建人还不多，定居于当地的就更少了。
2、宋代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大量增多
两宋时期，泉州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东方的第一大港。而朝鲜半岛的局势，到唐朝末年也发生了变化。公元9世纪末，新罗王朝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到公元918年才由王建重新统一起来，建立了高丽王朝。高丽国王很重视与宋朝的通商贸易，不仅派人专门在王城南门外建造宾馆，以供北上的中国宾客住宿。“自南门之外及两廊，有馆凡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私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8］而且还指派官员给以热情的接待，欢迎那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商人。中国“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值）以方物数倍偿之”。［9］
高丽国王的欢迎和热情接待，必然会吸引许多中国商人前往贸易。
因此，宋代泉州与朝鲜半岛的各种交往，就在唐、五代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说：“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该国“丝绒织纫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10］
据朝鲜历史学家郑麟编篡的《高丽史》中记载，宋代前往高丽的“宋人”和“宋商人”不下百次，人数多的每起就有上百人，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籍贯福建的。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书中，对宋代到高丽的福建商人进行了统计，并列出一个表格：
上表所罗列的只是宋真宗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到宋高宗绍兴卅一年（公元1161年），也就是北宋将近中期到南宋初年，共计148年间福建人航渡高丽的史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北上朝鲜半岛的福建人基本上是籍贯泉州的
北宋初年，中国与高丽贸易的港口主要是登州（蓬莱），以后就移至明州（宁波）和泉州。所以，就有许多福建人北上朝鲜半岛进行贸易。据《宋史》“外国传二·高丽传”记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由此可知，居留在王城的几百个华人，大多是搭乘商船北上的福建人。而根据表一所列，北上朝鲜半岛的福建人共有20人次，其中有18人次标明是泉州人，只有“陈象中等”这次注明是福州人。还有一次是“宋闽人载翼来投”（注：“载”可能是“戴”姓之误），没有对他标明籍贯。不过，这个载翼也可能是泉州人，因为后面还有“宋泉州商人欧阳徵来投”，“宋泉州陈亿来投”，这两次“来投”的也都标明是泉州人。这些史实说明，宋代北上高丽的福建人，基本上是籍贯泉州的。
另外，在其它的一些史书中，也记载了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事情，但它们并没有被列入表一之中。如在方万里、罗璇的《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中，就记载了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泉州商人黄真(慎)和付旋两人被朝廷招去充当外交使者，肩负恢复两国关系的使命前往高丽国（后述）。可见他们是经常北上朝鲜半岛，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才会被朝廷招聘北上的。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付旋又一次前往高丽国，归来时“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11］《宋史》“外国传二·高丽传”也记载，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有一个泉州人刘载前往高丽国，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这些史料都可以补充表一的缺漏。所以，宋代北上朝鲜半岛的泉州人，应该会比表一所列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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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地铁口外行色匆匆的路人 |
而林金水教授主编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书中则说，根据《高丽史》记载，自北宋真宗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到南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的180年间，宋朝海商北上朝鲜半岛进行贸易的有117次，其中标明姓名和籍贯的有35次，他们分别是：闽1次，福州2次，泉州19次，台州3次，明州5次，广南3次，江南2次。总计福建籍的有22次，大约占总数的63%，而泉州籍的则占54%。书中认为：“当然在未注明籍贯的‘宋人’或‘宋商’的资料中，也一定会有不少的福建商人。”［12］这些数据也说明，到朝鲜半岛贸易的中国商人多数是籍贯福建的，而他们之中又以籍贯泉州的占主要地位，这也正好与斯波义信表中所列的史实互相印证。
其次，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频率疏密不等
表一所列泉州人最早前往朝鲜半岛的时间，如果不算真宗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籍贯不明的载翼那一次，那就是真宗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泉州商人欧阳徵来投”这次了。当时上距北宋立国的公元960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接下来的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次数就比较多了起来。根据该表统计，从北宋真宗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到南宋高宗绍兴卅一年（公元1161年）的146年间，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共有18人次。其中的真宗祥符八年到天禧四年，也就是公元1015年到1020年的6年中就有4次。除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这两年外，每年都有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在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这一年中还去了两次。仁宗是整个宋代当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整整在位40年之久（公元1023—1063年）。可这期间泉州人北上的却只有7次，基本上都是几年才去一次，其中有两次还间隔10年以上，次数和频率都减少了许多。其后在英宗、神宗两朝（公元1064—1085年）的21年间，表一中都未见泉州人北上的记载。到哲宗（公元1086—1100年）即位后，泉州人北上的又多了起来，从元祐二年到元祐六年（公元1087—1091年）的5年间又有4次，几乎是年年都有人北上。接着，从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以后，一直到徽宗、钦宗两朝（公元1101—1127年）的30多年间，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又中断了。南宋在杭州建立后，虽然又有泉州人北上，但次数和频率又明显地减少了许多。只在南宋的开国皇帝高宗（公元1127—1162年）时有两次，分别是在其当政之初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和近终的绍兴卅一年（公元1161年），其间相隔了33年，高宗以后就不再见诸史载了。
不过，上文已经述及，在另外的一些史书中，也有一些泉州人北上高丽的记载，可以补充表一中的空缺。如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和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泉州商人付旋、黄真(慎)曾两次北上朝鲜半岛，充当沟通双方关系的使者。而在表一中，神宗在位时并没有泉州人北上。在宋哲宗元祐二年到元祐六年（1087—1091年）的5年间，泉州人有4次北上朝鲜半岛，中间只缺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这一年。而据《宋史》“外国传”中记载，当年却有一个泉州人刘载北上，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这些表一中未被列入的史实，正好对其进行了补充。但是，总体看来，宋代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大多是集中在北宋的真宗和仁宗两朝，其间的次数不等，频率有疏有密，呈现出一种波浪起伏的状态。
再次，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规模大多比较大
表一所载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18人次中，人数几十人的有8次，最多的两次是宋真宗天禧年间的“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土物”和“宋泉州虞瑄等一百人来献土物”，人数甚至多达上百人。在这前后的“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宋（泉州）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宋泉州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方物”、“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土物”、“宋泉州人李颢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宋（泉州）商徐戬等二十人来献新诠华严经板”这6次，每次的人数也都有几十人。另外，还有6次也都是两人以上，如“宋泉州怀贽等来献方物”，而单独北上的只有4次。可见当时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大多是人数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
最后，北上朝鲜半岛的泉州人，基本上是去经商贸易的
在表一所列泉州人北上朝鲜半岛的18人次中，标明是商人的有10次。还有7次“来献土物”和“来献方物”的，应该也都是商人，因为在上述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有中国“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值）以方物数倍偿之”。［13］的说法。只有“来投”的陈亿没有明确标示是商人，但他也有可能是个商人，因为前面也有一个“来投”的“宋泉州商人欧阳徵”。只有江朝东才明确标明是“医人”。由此可见，这些北上朝鲜半岛的泉州人中，绝大部分是去经商贸易的。
许多泉州人大规模地北上朝鲜半岛，不仅促进了两地之间的各种交流，而且也必然会对当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朝鲜历史发展中留下他们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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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寺庙 |
1、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做出贡献
北宋前期，高丽遭到辽国的入侵。当时他们曾遣使前来求救，可宋王朝并没有派兵前往援助，两国关系因此而逐渐疏远。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后，高丽就不再与宋朝往来。公元1068年神宗皇帝即位后，有意改变这种状况。因为泉州商人经常到高丽经商贸易，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所以，朝廷就命福建转运司在泉州招募适当的人选，让他们充当使臣衔命前往勾通。后来被招去的是黄真(慎)和付旋这两位商人。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们受命“至彼国，达朝廷之意。”［14］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4年），高丽使节寿介一行也搭乘泉州商人徐戬的海舶，前来杭州与宋朝发展友好关系。以后他回国时，因为明州（宁波）没有前往高丽的海舶，又只好“往泉州，附舡归国”，［15］可见当时从泉州开往高丽的海舶比较多，两地之间的往来也比较频繁。
2、促进高丽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大批北上朝鲜半岛的泉州人，运去许多“五色缬绢”等福建物产，因此，上引的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中说：高丽的“丝绒织纫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这些高丽所没有的“土物”、“方物”、“珍宝”，［16］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物质需求。另外，他们还运去建阳麻沙的“建本书籍”和“新诠华严经板”等文化产品，促进高丽教育、文化的发展，以及佛教典籍在那里的刊印和传播。他们从高丽运回则是人参、布匹等物产，［17］使之扩大了在中国的销售，从而促进这些东西的生产和高丽经济的发展。
宋代的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大大超过高丽当时的水平，所以，高丽国王多次向北宋政府上表，要求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该国传授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如上所述，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在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的第二年，高丽国王急切地向北宋政府上表，要求向该国派遣医、药、画、塑人员。北宋政府就再下文给福建转运史罗拯，要他代在福建招募。［18］
仅过几年，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又有同样的事发生：“罗拯言：泉州商人付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19］这两次通过福建转运史罗拯招募前往高丽的师傅中，肯定会有不少是泉州人。这些掌握各种较高技能和工艺的专业技术人员北上高丽后，必然会促进该国医、药、画、塑和乐、艺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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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宗亲举行八及公渡新罗国纪念碑揭碑仪式（林少川/供图） |
3、在高丽国家政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时的高丽国王很喜欢中国人，不仅通过北宋朝廷在福建招聘许多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还把一些前往贸易的福建商人留下重用。“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终身。”［20］就是说，福建商人北上高丽后，高丽君臣有意识地通过交往和接触，不露声色地对他们进行观察，了解其才能。然后选择那些有才能的人，劝诱其担任与之相适应的官职，甚至把他们“强留终身”。这些被起用的福建人中，也应大部分是籍贯泉州的。如在表一中，泉州商人欧阳徵于真宗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北上朝鲜半岛，第二年就被高丽国王授以“左右拾遗”之职。另一个泉州人肃（注：可能为“萧”字之误）宗明，也在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权知阁门祗候”。据《宋史》“外国传二·高丽传”记载，还有一个泉州人刘载在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定居高丽后，也被任用为“守司空尚书右仆射”。在表一中，还有一个像肃宗明一样，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来投”的泉州人陈亿，也被留在高丽为官。这些人都在高丽朝廷中担任各种重要官职，并且很受国王的喜爱，因此，他们必然会在当地政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为高丽的历史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他们也必然会把中国先进的法律和典章制度引入高丽，影响当地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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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边朝鲜农村的房屋 |
4、使朝鲜民族血统中融入泉州人的基因
在与高丽的许多交往中，必然会有一些泉州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定居在那里。唐朝灭亡后前往新罗避难的林八及，是有史书记载的最早泉州移民。其后裔至今已历39代，总人口达120多万。宋代被高丽政府留下任用的欧阳徵、肃（萧）宗明、刘载、陈亿，以及被招聘去的那些“医药画塑”和“乐艺”人员中，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被“强留终身”，或者因为在那里成家立业，经过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已经熟悉和习惯了那里的一切，而自觉自愿地留了下来，成为定居在高丽国的泉州籍侨民。以后，他们逐渐融入朝鲜民族之中，因而使朝鲜人的血统中，带有一些泉州人的基因。就像“据一般人估计，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华人血统”的结论一样，［21］都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1、古代泉州曾与朝鲜半岛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进行了各种频繁的交往。这种交往开始于唐朝末年，历经五代而到宋朝，逐渐达到历史的高潮，不仅往来的次数比较多，而且规模也比较大。这种情况说明，宋代的泉州不仅与东南亚各地有大量往来，而且也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产生了密切关系，其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2、高丽国王很欢迎中国客人的到来，因而吸引许多泉州等地的中国人纷纷北上。这些身怀各种才能的泉州人，成为两地友好关系的使者，为朝鲜历史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种史实说明，泉州与朝鲜半岛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现在泉州和光州同获“东亚文化之都”的美誉，使两地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是对既往历史的承续和时代新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注释：
［1］）《舆地纪胜》卷130“风俗形胜”，引《清源集》“李文敏诗”。
［2］《舆地纪胜》卷130“泉州诗”。
［3］）林树丹、林少川主编：《海内外林姓源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出版，第248—252页。
［4］《十国春秋》卷96，“闽七·王倓传”，《资治通鉴》卷283。
［5］（道光）《福建通志》卷264，“寺观志”。
［6］郑麟趾：《高丽史》卷1。
［7］《宋史》“王彬传”。
［8］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下，“馆舍·客馆”。
［9］［13］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6，“宫殿二·长令殿”。
［10］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9，“工技”。
［11］［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1。
［12］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6页。
［14］方万里、罗璇：《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
［15］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转引自《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16］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新罗”。
［17］据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新罗”记载，泉州商人运去的是五色缬绢、建本书籍，运回的是人参和布匹。
［18］［20］《宋史》“外国传二·高丽传”。
［21］庄厦：“华菲通婚下的优秀种族”，载《泉州华侨史料》编委会1984年编印：《泉州华侨史料》第一辑，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