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标题文档

晋江元代景教碑考证


	景教飞天石刻文物及刘南强教授的中文翻译

　　2002年6月2日的《东南早报》刊发一条消息《飞天石刻现晋江——专家疑为古伊斯兰教或古印度教文物》（记者林福龙），报道了2002年5月中旬，一名在晋江市池店镇新店村打工的江西籍民工发现了一块残半的古代飞天石刻。这半截辉绿岩石板，左侧圆雕两节相接的正覆莲花柱，石板分上下两部份，上部浮雕一飘飞状飞天，飞天手捧一粗“T”形托具，托具上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上有一十字架。飞天发髻上亦一小十字架；下部阴刻21竖行古叙利亚文字。可惜右半部已断失，右上部原应亦有一飞天，头上亦应有一小十字架；右下部应有15行古叙利亚文字。石板应是古墓碑石刻，残长近5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
林记者向发现者宣传国家文物政策，说“地下文物概归国有”，于是将石板载到泉州南建筑博物馆。黄金良馆长对石刻进行了考古，认为“从石板上文字，雕刻的图案以及石板的质地，可以初步推断这块石板是古伊斯兰教或古印度教文物”。又欣喜地认为：在晋江以南的地方发现如此具有宗教色彩的文物，无疑将为进一步证明泉州的“海丝”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证据。

　　这一报道马上引起泉州考古界的关注，大家为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兴奋不已。六天之后，林记者又在该报发表了《飞天石刻为景教文物》，上有“天使”与“刺桐十字架”的报道。这缘于记者进一步了解考古人员对该石刻的见解，特采访了泉州文物研究中心的陈鹏鹏主任，陈主任认为这块青石板浮雕的飞天为古基督教中的天使，十字架是基督教中的圣物，文字则为古叙利亚文。陈主任又断定它系元代传入泉州的景教派留下来的墓葬构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也是泉州“海丝”的一个极为重要佐证。
　　从明朝到上世纪末，泉州不断发现与出土雕有十字架、莲花的基督教墓碑和墓盖石，墓碑上有的还刻有古叙利亚文，或八思巴文、汉文、拉丁文、回鹘文；而叙利亚文，有的是用回鹘语拼叙利亚文字，有的用突厥语（土耳其）拼叙利亚文字。泉州古基督教墓碑中，有些浮雕的十字架在石刻构图中位置非常明显，又较大，所以明朝时，欧洲人来到泉州对这类石刻印象很深，称为“刺桐十字架”，其名称沿用至今。
　　元朝的政策是各种宗教并容共存。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自然有不少外国人来此贸易或侨居（人称蕃客）。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先征服中亚，西亚，甚至打下不少欧洲国家，宋朝是最后攻下的。于是蒙古人带着不少中亚、西亚人，甚至欧洲人南下。不管是从海上来，还是蒙古军队带来的，泉州就有不少外来人与多种宗教，佛教不必说，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中基督教又分为景教（聂斯脱里派）与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他们在泉州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早报公布晋江发现飞天石刻的当天，我看了新闻照片，当下断定为泉州元代基督教的景教石刻，这块长条形的残半墓碑，亦即须弥座式元朝景教徒的墓垛石。这种风格的景教墓垛石,泉州已出土多方,大多收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我长期在海交馆工作,对这种刻着十字架、莲花、古叙利亚文字、天使头上亦有十字架的典型景教石刻，几乎熟视无睹了。但泉州无人认识古叙利亚文字，所以未能翻译，亦未进一步研究。


	景教石刻文物

　　一个多月后的7月中旬，我看到有几位学者在泉州海交馆的宗教馆，研究景教石刻上的叙利亚文字，他们将石刻移到光线足的地方，并认真抄录、拍摄、讨论，其中有一位黄种人，其余均为白种人。约经过一星期，尚见他们一筹莫展。我询问他们，得知那个华裔学者叫刘南强，是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宗教历史经典学院教授。我曾在学术刊物上看到他写的研究摩尼教与基督教的文章。据刘南强讲，他祖籍是浙江宁波，其祖父早年从上海到美国，他本人曾在英国做过研究学者，现在澳大利亚工作。
　　7月23日临近中午，我在海交馆大楼前的池边又碰到他们一行，正要回去。我同刘先生打招呼，获悉他这次带了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伊朗和中亚计划组的沙兼林教授等4人，专门要来泉州海交馆研究古叙利亚文字石刻。先已在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逗留了两天，再到泉州，然而海交馆馆藏的古叙利亚文字石刻出土时间较久，历经磨泐，他们花费一周时间，尚无法翻译。这些石刻中，有的是回鹘语、突厥语拼成古叙利亚文字，那就更难翻译了。他们打算今天下午即返回澳洲。
　　我告诉刘先生：一个多月前，泉州刚刚发现一块古叙利亚文字的基督教石刻。他们听后非常高兴，马上请求我带他们去看。希望能翻译这块新出土的石刻，弥补翻译不出海交馆石刻的损失。从海交馆到湖心街与温陵路交界处的洪氏祠堂（即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所在地）并不远，然正值盛夏，他们每人都热得直冒汗。
　　一到南建筑博物馆，即引他们与黄金良馆长见面，说明来意，互换名片后，将那块石刻搬到通风处。他们一见，眼睛即发亮“放光”，高兴得阿阿直叫，刘南强忙着从各个角度拍得不停；沙兼林忙着抄写古叙利亚文字，一行一行照抄，然后一行一行译成英文，还一边讨论。足足忙了一个多小时，拍足、讨论足、抄足、译足。看着他们高兴劲，我问这块怎样？刘说：“这块很好，字字清楚，刚出土，未经磨损，其价值远高于海交馆的”。另两位亦高兴的将名片送给我，都是澳洲悉尼的，一个是悉尼大学的肯帕利博士，一个是悉尼某大学的米歇尔·威尔逊先生。这两位还抓紧时间参观南建筑博物馆，他们对泉州的古建筑构件的精美、艺术、科学都很感兴趣。看拍摄得差不多了，他们向黄馆长告辞，说“要等回去查查资料，才能译出”，即离开南建筑博物馆。
　　到了馆外，他们一行要回住宿的刺桐饭店，而我要回马坂巷老家。于是我对刘南强说：“你们翻译的情况，要写一份给我”，刘脸上有些难色。我又说：“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一新出土古叙利亚文景教碑，并带你们来看碑，有两个目的，一是看你们四人，远涉重洋，不远万里到泉州来研究学术，在海交馆花了一星期，未取得成绩；尽管我自作多情，但我与你们同是搞学术的同行，我想帮你们一把，看看这一新出土之碑，能否让你们有所收获。二是我也想了解这块碑中叙利亚文字说的是什么，即该碑的翻译”。刘南强紧急与他们几位商量后，在我给他们的小笔记本上，给我写下初步的汉语翻译：
　　在天父、天子、和圣灵之名字，信徒在菲利王父亚力山大大帝年历1624年，中历是……
　　刘说：“该碑最初一句是叙利亚文字表达叙利亚语义，后面的全部是用叙利亚文字拼写回鹘语意。而亚力山大大帝年历1624年，相当于西历公元1313年。”我说：即元朝武宗至大六年。我与刘南强约定：因是资料不足下的初步翻译，回去查对资料后的正式翻译要寄一份给我，有研究结果发表后要寄一份给我。
　　当天下午，刘南强一行还去核实该碑一番。然而他们一行返澳洲后，就再也无消息了，亦无与泉州南建筑博物馆联系。后来听说，刘南强将研究泉州晋江市池店镇新店村古基督教利亚文石刻一事，向台北的蒋经国学术基金会申请了一笔研究课题经费。

泉州宋元景教石刻

　　时间一幌两年过去了，到2004年秋末的一天，我又在海交馆门口碰到刘南强、沙兼林教授及另外三个欧洲人。他们正从海交馆出来，又要到南建筑博物馆看那块叙利亚文基督教碑。我询问他那块石刻翻译得怎样？研究得怎样？是否真的申请到蒋经国学术基金？他证实说申请到经费，又说：“那笔基金并不多，而他们一行的往返费用又多，刚够用”。他说碑文亦翻译了，研究成果亦已发表了。我问怎不寄份给我，他无语可答。我说，那你将最新翻译写给我。于是他给我写下第二个译文：
　　（叙利亚语文）在神父、神子、和圣灵上，永远的（以下为土耳其语拼写叙利亚语文字：）在亚历山大帝、马其顿城（等于国）菲利王的王子的日历上1624年（等于西历公元1313年），在土耳其（等于中国）历牛年六日。三月四日在晚中（等于上），这复活女子（等于过世？）受了上帝的诫命（等于过了一世）。祝她的在天堂上再生活。
　　下面还特地写了一句：“（澳）刘南强教授MajellaFranzmann译”。
　　刘南强又说：“在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后，新疆的学者牛汝极亦在海外某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此碑的翻译，但他译错了一句。”
　　2005年5月，吴幼雄教授出版了《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书中第二部分“泉州古基督教”收入此碑，编号为B50，名“须弥座坛式墓垛石”（见该书的第417-418页）。书中未对该碑叙利亚语文字进行翻译，而且所说该碑的发现地点与最初调查报道的记者说法不同，不知谁对？各所根据如何？
　　2005年泉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前，已将该石刻调去展出，至今仍收藏在市博物馆。泉州古叙利亚语文字石刻，连同此石共发现9块，其中已翻译成汉文的3块，翻译成英文但未译成汉文的1块；未翻译成汉文的尚有5块。另还有一块已译成汉文的回鹘石刻。
　　时至今日，我尚未见到刘南强先生一行对晋江元代景教石刻的研究论文，及牛汝极先生发表于海外的论文。回忆他们一行对该碑的翻译过程，并将其两次译本公诸于众，将有利于加快对景教碑刻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