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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郑成功史料的新发现

　　泉州是郑成功的故乡，海内外同胞不但十分关注泉州最新发现的有关郑成功的新史料、新史迹，而且希望了解最新的郑成功学术研究成果。从2002年开始，笔者有幸参与“寻找、发现、研究、分享”郑成功重要的新史料、新史迹的过程，即《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延平王起义实录》的发现等活动。

　　2002年3月中旬，泉州发现郑成功家族一世到十三世的第四种族谱，即《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这是海内外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郑成功家族族谱，属明末手抄本。2002年6月24日，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
　　发现这一史料缘于这样一条消息：2002年3月10日，石井郑氏后人郑万江告诉笔者一个消息，厦门海沧郑小健为寻根谒祖，将其保存六代人、首尾残缺、破烂不堪的族谱送到延平王祠管委会。现存的郑成功家谱有三种版本，即《郑氏宗谱》、《郑氏家谱》和《石井本宗族谱》。《郑氏宗谱》是郑成功后裔郑玉海父子于1920重修的；《郑氏家谱》没有修谱者的姓名及修谱的年月，内容与《郑氏宗谱》大同小异；《石井本宗族谱》是在1961年从《台湾文献丛刊》中《郑氏关系文书》为底本校正出版的。“保存六代人”说明了这族谱保存150年左右，这起码比郑玉海父子于1920年重修的《郑氏宗谱》早了半个多世纪。
　　3月11日，笔者见到了尽显“沧桑”的古谱。这本《石井郑氏族谱》，其长宽均为30.5厘米，现存厚度为2.1厘米，族谱上书写字迹清晰。从族谱纸页易碎易断易折、断绳掉线的残破状况和到实地了解郑小健家族迁徙的情况来看，此谱“保存六代人”一说可靠。
　　这一古谱记录郑成功家族一世到十三世的家谱。其中一世至五世房系不全，六至十三世较为完整，九世到十三世最为详细。古谱载明郑成功祖父为“西庭公第二子，讳士表，字毓程，号象廷，以伯子芝龙贵……妣徐氏，诰赠镇国夫人，葬都大觉山坐向，黄氏，诰赠镇国夫人，五男芝龙、芝虎、芝麟、芝凤（庚辰进士）、芝豹（黄出太学生）”。这佐证郑成功学术研究专家张宗洽在1984年的研究成果。在残留的碎片中发现有“盖庙以萃涣，其假之也，纯是一本真精神”和“芝龙故不谱，其所以系之者何如？特此一本之义。动（世世子孙忠孝思者也）……”的墨迹。这一些字段与英国历史博物馆《石井宗族谱序》吻合。


郑氏族谱史料

　　1640年郑芝龙主修郑氏族谱，从明末郑氏族谱的情况及相关记载来看，此族谱序为郑芝龙所撰写，极有历史价值：
　　一、涉及整个石井郑氏人物在明天启年间开发台湾的事实。如九世祖郑希同、十世郑戢及郑大杨（巨亭公第一子——郑芝龙伯父，讳大杨，字毓，号显）等24人“往澎湖死"，谱中还有大量“死于海”者，“失船沉死”者，“往吕宋死”者，“往外邦娶妇生子”者，“少年外游不归”者，“被倭掳死无嗣”者。可以看出，石井郑氏是一个很有开拓精神的家族，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出现有其家族传承的背景。二、存录了郑氏家族的两个叱咤风云人物即郑芝龙和郑成功的宝贵资料。三、可以解决南明史的一些疑案。四、可以续上郑成功后裔的脉缘。如郑芝鹏、郑芝莞、郑泰和郑成功的关系，石井西亭、华亭及其它房祧与郑成功的脉缘关系。谱中记录了清军入关后，在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下，石井郑成功族人与东南沿海的百姓是如何流离失所，改名易姓，遁迹异乡。
　　族谱中还记载着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如抗倭、征刘香、赴南洋开发等。如郑芝龙与刘香争霸，芝龙二弟芝虎与刘香格斗，俱溺死海中。谱中记载“随飞远（即芝虎）从征而亡”，“被刘香俘掳而死”，“被刘香杀死”者有13人之多，足见当年争战之烈，而这些人的名字，史书少有记载。古谱中关于郑成功祖母的记载是一则新史料，改变了百余年来“郑芝龙亲生母死后，家中由其父二房王姓持家”的说法。
　　在研究中发现族谱关于郑成功的记载极为简略，没有收载郑成功的官阶，只提“飞黄公第一子，讳森，字明俨，号长公，邑庠生，加例入国子监，太学，应袭锦衣卫副”，对郑成功名大木、钦赐国姓和收复台湾等均无记载。还有郑成功号为长公，也闻所未闻。在封建时代，修谱的一个原因是光宗耀祖。为什么在这本族谱中只收载郑芝龙显赫的头衔呢？
　　专家在确认本谱修编年代时，从三个方面辨析：（1）1644年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太学，1645年晋见明隆武帝，赐国姓朱，名成功以及郑芝龙于1640年修谱的史料，笔者大胆推论：该族谱成书之时，是在郑成功“入国子监太学”之后至郑成功被赐“国姓”之前，即1640－1644年前。（2）古谱持有人“保存六代人”的可靠说法。（3）碎易断折的毛边纸质、断绳掉线的残破状况。在原谱尚未发现，或早已毁灭的今天，基本上可以推断成谱是在明末年代，为明末修编。因此，这一古谱确认为《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

《石井郑氏族谱·民末本》

　　2004年4月20日，《东南早报》和《厦门晚报》先后曝出一条新闻：“根据郑成功后裔《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清顺治皇帝被郑成功毙于厦门”。2005年10月1、2日央视一套《发现之旅》以“顺治皇帝死亡之谜底：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为题播出，再一次把这件事推向新的高潮。《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就这样进入海内外学界专家和百姓人家的视野。
　　“顺治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源于抄本两段文字。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除了这两段直接证明顺治皇帝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
　　抄本系郑成功第九世裔孙郑叔成（郑君汉，石井郑氏君字辈，已去世）于1912年根据祖上珍藏的原稿辑录而成。由郑成功第八世裔孙郑雨春珍藏。抄本中载明：“原稿系永历三年（1649年）起至十六年（1662年）止，为户部都事杨英呈稿。（永历）十七年止世子（郑成功长子郑经）殂（殂于1681年），为察言司蔡济(疑为郑经户部都司)呈稿，克塽公事及文件均抄自家传者。其隆武（1646年）起至永历二年（1648年）止，系抄自《海外孤忠录》”。抄本所指的四部原稿分别是《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海纪辑要》、《海外孤忠录》和《郑克塽档案》。后两部都已失传，至今未被发现。
　　据此，张宗洽确认：《延平王起义实录》极具史料价值，是迄今为止海内外记录郑成功子孙三代人资料中最为翔实的抄本。翻阅原稿“永历三年起至十六年止，为户部都事杨英呈稿”部分即可以填补史学家朱希祖在1931年、史学家陈碧笙在1981年对被誉为“研究郑成功第一等史料”的《先王实录》评注和校注的缺漏，还可以补正在台湾出版的《海纪辑要》（大陆未出版）一书的缺陷，而长年以来只闻其名而不见其影的《海外孤忠录》也在《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中露出端倪。
　　6月28日，郑成功学术研究专家邓孔昭教授和徐晓望教授披阅《延平王起义实录》后，也认为：《延平王起义实录》极有价值。如能校注出版发行，则是海内外史学界的一件大事。
　　随后，邓孔昭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提出：与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比较，《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的部分内容除了与杨英的《先王实录》基本相同外，其余的内容则与夏琳的《海纪辑要》（或《闽海纪要》）基本相同。但这本《延平王起义实录》却有很高的价值，它的价值主要在于：
　　一、属于杨英呈稿部分，尽管它本身也有缺页，但却可以弥补和纠正陈碧笙先生校注的《先王实录》中的一些缺漏和错误。《起义实录》本中有许多内容是《先王实录》本所没有的。如：永历九年六月，记载安平（今安海）及鲁王、宁靖王避难厦门，《起义实录》本就比《先王实录》本增加了140字。另外，《起义实录》本中还有永历十六年正月郑成功得知顺治帝死讯的反应，当年二月有人密报顺治帝实际死于厦门之役以及郑成功的反应，都是十分珍贵的记载。特别是永历十六年十月，郑芝龙在京遇害一事传到厦门及郑成功反应的记载，共有164字，与《先王实录》本所载所谓杨英自称这段时间染病，“不敢冒载”有极大的不同。
　　二、属于蔡济呈稿部分，虽然和夏琳的《海纪辑要》的相关内容基本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比夏琳的《海纪辑要》更原始的记载。夏琳，据《海上见闻录》中作者阮锡称“以是海上幕客曾住台湾省”。郑氏部属察言司蔡济则肯定了是《延平王起义实录》部分内容的作者。蔡济于永历三十五年二月初九，“进呈所辑世藩政战实事，采备成编，以凭校正。董太妃嘉之”。蔡济的记载是最原始的记载，《海纪辑要》的相关内容保持了当时的笔调和语气，使用永历年号，称清朝则为“伪”或为“虏”，而《海纪辑要》虽然也使用永历年号，但已加上“明朔”二字，称清则为“清”。
　　三、属于家传部分，虽然与《海纪辑要》的相关内容亦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海纪辑要》所没有的内容，如上文提到的永历三十五年二月蔡济呈稿事、永历三十七年澎湖战役丘辉英勇奋战的事迹等。当然，《海纪辑要》所载施琅澎湖战后善待郑氏降兵等记载，此书中是不会有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中郑克塽请谥郑成功为武王、郑经为文王的表文，约300字，与《海纪辑要》中记载的完全不同。
　　四、属于《海上孤忠》部分，与《海纪辑要》相关内容亦大致相同，但文字出入相对较大一些。由于《海上孤忠录》目前未见其书，这里辑录的部分，也有一定的价值。总之，《延平王起义实录》虽然是辑录的一部著作，但其中提供了不少学术界以往所不了解的资料和信息。对郑成功的研究以及有关郑氏史籍的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除了顺治之死的说法外，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中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历史研究价值。
　　（一）夏琳的《海纪辑要》系抄录蔡济呈稿内容。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中提及：“（永历三十五年辛酉二月）初九日，蔡言司蔡济呈所辑世藩（即郑经）政战实事采备成编以凭校正，董太妃（郑经的母亲）嘉之”。夏琳书中的内容与此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是蔡济是郑成功的部下，写郑成功的军队都站在自己人的立场，称“我军”、“我兵”，称清朝为“伪朝”，写清朝的军队则用“虏军”、“伪军”，表现出敌我分明的语气，而夏琳站在中间立场，用“郑军”、“清军”等称谓，这可以说明蔡济所写才是真实的所见所闻，后来却被夏琳改头换面，据为己有，而夏琳大概是怕得罪清朝政府，改变了叙事立场。郑克塽为祖父郑成功和父亲郑经所写的，歌颂他们伟大功绩，追封他们为武王和文王的谥文，也被夏琳删去。
　　（二）手抄本肯定了郑成功户官杨英和郑成功开发台湾的功劳，杨英呈稿部分的内容增加了已知史料从未记载过的，譬如利用顺治刚刚驾崩，选择此时作为攻打台湾的最佳时机；杨英随郑成功到台湾后，发现台湾当地生产力低下，居民连犁耙和锄头都不会使用，只能用铁插土，用手拔稻谷，一天之内可以收割完的稻谷要花上数十日。于是建议郑成功发给每位农夫犁耙和锄头，教会他们播种和收割五谷的方法，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其他史料对此也有记载，但对郑成功是否采纳并未提及，而《延平王起义实录》中出现了“藩嘉纳之”。
　　近年来，海峡两岸都发现了一些关于郑成功的新史料，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共享新发现的郑成功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蔚然成风。今后两岸学者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关于郑成功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交流，必定能够把郑成功研究乃至早期两岸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延平王起义实录》手抄稿